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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受信任的理论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试探着说：“斯大林同志不应该受到遥远的中国党的影响，他们不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是一个偏居在穷乡僻壤为生存而努力的小党，他们的主要力量分散在敌后而又缺乏通讯工具，想得到指导也很困难。

    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中央里没有威望能力像您这样崇高的卓越的领导人，无法做出针对性、指导性强的指示，发挥不出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作用。缺乏权威者是中国同志的悲哀，集体决策制也是他们无奈的补救措施，我不认为值得我们这样成熟的执政党借鉴。”

    “好吧、好吧！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时间你和他可以探讨一下这种理论问题，不过现实问题是我受了伤、患了病，需要在索契静养三个月以上，你们没有理由剥夺我治疗的权利，作为者你们有责任站出来承担更多的工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这是怎么了，怎么昏迷了两天的领袖像换了个人似的，一心要恢复列宁时期的领导体制，那也是在列宁同志遇刺以后形成的合作共事局面，即使列宁同志去世后三四年里都在坚持，直到托洛茨基被赶出领导层以后，权利才越来越集中在斯大林同志的手里。

    莫非斯大林同志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信心，开始安排后事了？也不像啊！当惯奴才的人真要替主子行使职权往往不知所措，一屋子的高官们狐疑不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看向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又看向满脸疲惫的斯大林，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鼓励的眼神。

    他想了想和加里宁商量了一下只好委婉地说：“我们服从伟大领袖的安排，按照您的吩咐分管好各自的工作，政治局每周开一次会议，集体讨论重大问题，不过政治局所有决议要发送到索契来，您必须亲自过目提出意见，我们才能去执行。您看可好！”

    “好吧，好吧！你们就是不敢负责、不想让我安心养病嘛！我遂了你们心愿，不过一般问题就不要请示我了，我要和陈海松讨论一些亚洲展的问题。他现在怎么样了？”

    贝利亚赶忙报告：“陈海松将军和他的三名警卫都得到了妥善治疗，从莫斯科、基辅调来的外科医生对他们进行了仔细检查和最好的护理，目前三名警卫都已醒过来。陈海松将军可能是失血过多也可能是大脑受到损伤至今还在昏迷，不过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还没有醒过来？都四天了，看来伤得不轻。他是苏联的功臣也是中国的功臣，你们要再请些脑外科医生详细给他进行会诊，确保他的生命安全，我们需要这个好同志！

    我和他已经做了初步会谈，他的使命就是申请援助。外交人民委员同志，请你尽快拟出援助中国政府两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协议，国防人民委员同志、国防工业委员同志，请你们按照陈海松提交的军事物资采购清单开始准备并送往阿拉木图，协议签署立即发运。

    这里发生的事情和陈海松受伤对外保密，塔斯社发些新闻就说他在索契拜会了我、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李维斯基等人，并参观了乌克兰飞机制造厂、坦克厂、第27、32兵工厂，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信心，给日本法西斯以压力，迫使他们调整对苏政策放弃北上野心。

    好了，我有些累了你们也不必要在这里陪护，把你们叫来就是告诉你们我需要长时间疗养，需要你们承担更多责任，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吧。苏维埃公民需要你们！”

    众人只好过来与他握手离开了房间，只剩下贝利亚没有走，等着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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